继续玩全乎了:宋哲元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察哈尔 于2008-01-25 21:38:44发表于长城小站img_file=/photo/upload/2008/01/12012683240.jpg

img_file=/photo/upload/2008/01/12012683241.jpg

写在前面的话：

本文里面有不少错字，至少十几处吧，是俺故意留下来的。反正现在无德、无序，乱抄一气已经成气候了。抄吧抄吧。

此文讲了长城抗战之前宋的思想演进过程。

一是“号日通电”。“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20日，宋哲元率同部下7名将领：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庞炳勋、吕秀文、沈克、马法五，“暨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号日通电”，表明对国内局势的态度。

二是1932年于8月7日宋哲元《上张主任汉卿书》。

三是讲明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命18名委员，委员长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宋哲元、庞炳勋、萧振瀛列名于委员之中。同时经张学良推荐，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四是“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出处。

自1929年5月至1930年10月，宋哲元连续经历了三次反蒋战争。军阀混战对国家的破坏，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连年征战的疲惫，使这位来自下层民众的军队将领对内战更为厌倦。他切盼国家早日统一，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繁荣富强。

早在第一次领衔反蒋发动结束不久，宋哲元即向友人流露过对内战前途的悲观。尤以延续7个月之久的中原大战，对其影响最为深刻。这次战争是辛亥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烈，死伤最多，国家受损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双方参战部队达百万人以上，死伤40万，消耗了大量财富，给中原人民造成空前深重的灾难。宋哲元本人，也再次真败流落晋南。余部缺粮无饷，艰难支撑。

新败之余，宋哲元痛定思痛，深感内战没有出路，誓言不再参加内战。并以“本军之枪口誓不向内”①（遗集），作为29军治军方向。这一治军方向的确定，开创了29军的光荣历史，也标志着宋哲元政治生命的又一重要转折。

29军成军后，在各大军事集团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形成的新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宋哲元即以新决心专注于军事训练，继承和发扬西北军严格训练的练兵传统。决心认清真正的敌人，不卷入新的国内军事冲突，不再打内战。

然而，军阀混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难以避免的，军阀之间的妥协平衡只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毛泽东对此有着精辟的论断。他说：“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①（星星之火）。

1931年夏，南京政府号令和制约下暂时维持的平衡被打破，统治集团内备派势力又起纷争。在南方，由于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宁粤关系交恶。粤桂暂停相争，联合反蒋。在广州组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国民政府。接着，又成立军事委员会，在“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的口号下决定北伐讨蒋。在北方，石友三也图谋反张（学良）倒蒋（介石）。

原来，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参加阎冯一方对蒋作战。后期，石友三看到阎冯联军已趋颓势，遂与蒋联系脱离战场，撤往豫北新乡、彰德（安阳）、顺德（邢台）之线。中原大战结束后，石部由张学良整编为第13路军。不久，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又生反张倒蒋之念。他明知自己没有号召力，便想利用冯玉祥的声望以为号召。他多次派代表前往峪道河看望冯，向冯表示悔恨过去和反张倒蒋的决心。同时又派人与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李鸣钟，以及晋军将领孙楚等联络发动事宜。于是，宋哲元又面临新的一次反蒋发动。只不过这一次，宋哲元的态度和立场与前两次大不一样。表现在他对冯玉祥利用石友三的新的反蒋尝试，均持保留态度。

南方、北方反蒋新形势的出现，使蛰居山西的冯玉祥看到东山再起的一线希望。有南方发动为先声，又有在中原大战中未受损失，实力反比以前增强的石友三的带头，冯玉祥决心再次起事。他派出唐悦良为代表，与粤方联系。6月，得到粤方回音。汪精卫、孙科分别电冯，促冯在北方呼应反蒋。22日，冯在回电中向孙科等表示：“弟之讨蒋，始终贯彻，全军将士，无不敌忾甲仇”。虽有石友三带头，冯对其一贯朝秦暮楚，难以信任，仍拟以宋哲元之29军作为基本依靠队伍。他动员宋认清形势，下定决心，电宋称：“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若待蒋介石“喘息已定，即来谋我”，则后悔已晚。又分别给其他旧部将领写信、发电报，千方百计促使旧部将领迅速联合起来。冯玉祥还作了周密的军事计划，准备以石友三部为一线主力，由顺德沿平汉铁路北上攻打石家庄，直指北平；以晋军出兵平西，声援石军；韩复榘由山东北攻天津；吉鸿昌等部由信阳袭取郑州、开封；以宋哲元部之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师，由晋南东出太行，陈兵平汉铁路黄河北岸一带。如此，先在华北大地打开局面，进而挥军南下，与蒋军较量。正当冯玉祥运动各方，而尚未成熟时，石友三却提前发动，于7月中旬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反对张学良通电。联络各军虽有口头响应，但行动观望，无一方出兵助石。

宋哲元虽经冯动员，石发动后，冯叉“曾央人说宋，念在‘西北同源’，助土臂之力”，但他自有主见，按兵未动。他对三次叛冯的石友三十分反感，顾忌与其联合共事。更不愿调动正在休养生息的部队，投入新的内战。宋哲元的态度不仅影响其部下，而且影响原西北军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张人杰、鲍刚等。冯玉祥深知只有宋哲元带头，其他各部才能出兵。于是，又于7月下旬致电宋哲元，希望他“向各方同志恺切而言”，起到促成“讨张倒蒋大联合，即日联合通电响应友三弟”的作用。尤其希望宋对庞炳勋“披肝沥胆，痛言利害，捐除一切成见”，协助石友三共同完成这次“当仁不让之伟业”。虽经冯再三动员敦促，宋哲元坚持按兵不动。

石友三发动后，晋军也迟迟未发。后又中途反卦，袭击石友三之运兵列车。石孤军无援，支撑到7月底遂告失败。其残部退往山东。石友三起兵，引起南京方面对冯、阎更为警惕。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责成张学良追究冯阎。8月上旬，张学良在北平召开军政会议，“商议阎、冯离晋问题”。北方各高级将领均到会。会上一些人发言，力主阎、冯离开山西。张学良也亲自向冯提出“极盼先生离晋”。宋哲元在会上竭力为冯辩解开脱，证明冯与石友三事变无关。他指出，冯玉祥在峪道河终日读书写字，绘画作诗，不与外界往来，不再作任何活动，与阎锡山“不可作同日语”，反对逐冯出晋。由于宋哲元力保，冯才免遭被逐灾难，得以在新的挫折面前保住安身之所。

在这次事变中，宋哲元没有附合冯玉祥意见，得以免受牵累，从而保住了来之不易的集结力量，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遇。不仅如此，还避祸得福，乘势扩大了立脚地盘。石部兵败退往山东后，29军一部奉命进驻河北省高邑、元氏、内丘、赞皇四县，从而使防区濒临平汉铁路，取得交通之便。

宋哲元虽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多方应付，避免卷入新的军阀混战，但客观处境仍不能保证29军安然无恙，永免厄运。因为南京政府羁縻宋哲元及其29军并非让其“白吃皇粮”，它正时刻盘算着把它推上另一个不义的反共战场。七、八月间，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出师不利，折将损兵。为此，南京政府拟调29军前往江西参战，报端并已披露宋哲元为北路讨赤军第4军团总指挥的消息①。后因“九•一八”事变突发，29军“南调之议遂披②。这样，宋哲元及其29军才避免了一次枪口向内的悲剧结局。


宋哲元虽然应付了石友三事变引出的麻烦，但29军的出路依然严峻地摆在面前。他寤寐思忖的是寻求29军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前途。适逢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从而为29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经过长期准备，炮轰沈阳城，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向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这样，次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占领全城。此后，日军向东北全境大举进攻。东北军数十万，放弃抵抗，全部撤入山海关内。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的抗日反蒋怒潮。中国共产党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和广大群众抗日爱国运动推动下，开始改变政治态度。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发生了明显分化。12月在江西参加“剿共”内战的，由原西北军孙连仲部改编的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其他倾向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也纷纷奋起请缨，要求投身抗战。

对宋哲元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客观上使他及29军免除了一次灾难性的调动。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给宋哲元以很大的震动，进一步激发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逐渐增长起来的对蹂躏祖国的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愤懑。民族意识迅速驱使宋哲元把个人及29军的命运前途，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召唤宋哲元从困惑中解脱出来，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激流中去寻找发展的新道路——登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舞台。这样，宋哲元便从“枪口誓不向内”的宣言，发展上升到发出“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的呼喊。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20日，宋哲元率同部下7名将领：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庞炳勋、吕秀文、沈克、马法五，“暨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号日通电”，表明对国内局势的态度。兹节引“号日通电”如下：

“（衔略）日本藐视万国公法，突然袭取我沈阳，占据各机关搜捕官吏，残杀商民。阻断交通自由行动。并使其蛮横军队，仍行推进未己。此种强暴行为，殊堪发指。按国际惯例，遇有交涉事宜，应以正当手续办理，国交断绝，应以哀的美敦书宣战。曾未有以武力突袭人国者，是直强盗所不为，不仅蔑视我国权，污辱我民族，是并将国际一切条约而弁髦无余，甘冒世界之不韪，实为人类之公敌。……日本竟乘人之危，施行其预定计划，大肆侵略，是可忍孰不可忍，务请我总副司令迅将经过事实，通告各友邦，提交国联大会公判曲直。并统一全国之意志，集合全国之实力，一致对待。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此耻。凡我爱国袍泽，并请捐除已见，共纾国难。至于党国先进，四亿同胞，应速投袂奋起，敌忾同仇。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在此一举。挥泪陈词，伏维垂察！（署名略）”①

这是中原兵败以来，宋哲元首次对国事发表政见，其爱国之热忱，抗日之殷情，洋溢于电文的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概和不甘屈服，誓死抗战的坚强意志。
“号日通电”赢得了国内舆论的一致称赞。

12月19日，原设沈阳的东北政务委员会移驻北平，25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南京政府任命31位政务委员。宋哲元及宋所部之庞炳勋、门致中名列其中。自此，宋哲元开始涉足北方政事。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制造“一•二八”事变。驻沪之19路军，奋起抗战，打击日寇。在敌众我寡，战事吃紧之际，南京政府曾计议向热河增兵，牵制日军，配合淞沪抗战。拟派出的部队，便是宋哲元的29军。后因地方实力派别之间的矛盾，未能实现。但这已可说明，29军正成长为一支为人注意的部队。

宋哲元虽未能率部奔赴抗日战场，但仍以极其饱满的抗日热情关注着淞沪战事的进展。他特派何基沣率领29军参观团，赴淞沪战场观察作战情况，总结日本侵略军能为19路军所败的经验。并将参观所得材料，印发全军研讨。这对后来29军全军投入抗战，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1月3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称为北平政务委员会，作为华北最高行政机构。张学良被任命为北平绥靖主任。不久。张呈准设立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张学良任理事长，理事共11人，宋哲元、庞炳勋名列其中。理事会下设总务与教育两处。总务处长为门致中，教育处长为秦德纯。门、秦均为29军要员，足见宋哲元及其29军的影响已越出山西，达于平津。宋哲元及其同僚开始跻身北方最高行政机构，并在其中占居重要地位了。

7月29日至31日，张学良召开政务委员会委员大会，“对于华北政治军事，共加研考”。宋哲元出席大会，与北方各要员共商国是。会后，宋哲元于8月7日《上张主任汉卿书》，

全文如下：
“主任大鉴：此次大会，决心抵抗日本，早已闻知。日本对国联尚不顾忌，对中国更无庸顾忌。为贯彻其满蒙政策，巩固其捏取权益，定必先发制人，袭取热河，进扰平津，以颠覆我华北之策源地，而达其侵略之目的。此种野心，想我公早经洞悉，并订有应付大计。惟目下时机紧追，瞬息万变，先期预防，方免临时失措。多集中兵力，速行准备：（—）热河方面，应以五万之兵力；（二）山海关方面，应以三万之兵力；（三）平津方面，应以三万之兵力。使各部队早日到达目的地，从容布置，熟悉地形，及防御工事之预备，庶敌兵突至，必可拼命抵抗。否则，热河一失，平津濒危，将来攻防，均无依据，外患进逼，愈行束手。顾少川先生云：日本不以中国为国，更不以中国人为人。闻之令人痛心。吾侪以四万万人之国家，被六千万民族之岛国如此欺侮凌辱。闻之发指，言之心痛。誓雪国耻，唯力是视。管见所及，披沥以陈。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早定大计，是所企祷。喘此肃呈，敬请钧安”。

这封上书，是继“号日通电”后，针对日本步步紧逼形势，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具体抗日方案，是“号日通电”的深化和发展。尽管宋哲元在书中痛心疾首，披沥陈言，但由于此时张学良正在为“不抵抗”而代蒋介石受过，且南京政府仍继续推行妥协退让对策。所以，他所提出的充满抗日热情的作战方案，还是遭到冷遇，而未被采纳。

宋哲元还努力把这种抗日热情灌注在他的部队中，要求他们时刻作好临战准备，以便一声召唤，即刻奔赴抗日战场。为此，他集中全力，加强军事训练，“以新决心训励士卒”。“九• 一八”事变周年到来之际，为不忘国耻，推动全军备战，宋哲元命令军部所属人员到阳泉野外集合听训。他的训话话语不多，言简意赅，强调十个字，即“待命杀敌报国，誓雪国耻”。训话结束，就地野餐。

自军长宋哲元以下，全体总部人员均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莱、白菜汤。宋哲元独具匠心，事先令炊事员在窝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醒目红字。他要求每个人，不论官兵，连字一起吃。不准刨掉，违者处分。以此激励军心，敌忾同仇②。全军将士在“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下，日夜昔练，时刻准备“效命疆场”。

尽管国难当头，民心翘望一致抗战，但在统治当局却矛盾丛生。宋哲元也不得不从中主持正义，以维护抗战大局。8月1日，北平政委会主张“改善内政”与“整理军政”。尔后，张学良电请南京财政、铁道两部及行政院拨款，“尽力协助”、“籍纾国难”。这本来是为支持华北抗战局势而作的积极建议，不料却遭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反对，他指斥张的电请为“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结果，导致汪、张交恶，引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一场矛盾斗争。汪精卫其势汹汹，以本人“惟有辞职”之假意，逼张学良“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张学良不得已于6日深夜发表谈话，表示“立即部署所属，准备交代”。

国民党中央在蒋介石的建议下，决定调整北方政治机构，以变动人事来缓和危机。15日，国民党中央准张学良辞职，挽汪回任。17日，组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命18名委员，委员长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宋哲元、庞炳勋、萧振瀛列名于委员之中。同时经张学良推荐，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在汪张交恶中，北方将领均站在张学良一边反对汪精卫的专横。国民党将张学良免职的决定发表后，更引起他们的不满，并一度引起骚动。各将领推宋哲元领衔通电，表示“愿与张氏同进退”。蒋介石见北方又有异动，惊恐不安。为稳定北方局势，蒋突然电张，请其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这样既安抚了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又给了张学良以新名义，使其职责杈力依旧。由是异议顿消，一场政治危机就这样平息下来。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宋哲元虽不是中心人物，但他却能从维护华北政局稳定，有利抗战的大局出发，伸张正义，挽留张学良共纾国难，表明他已开始在解决华北政事中崭露头角
同时，他也因受这次人事变动之益，而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这样，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宋哲元终于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