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耀会:最低限度是不拆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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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耀会:最低限度是不拆长城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6 15:33:20 · 来源: 新京报
半生致力于保护长城,被誉为“长城之子”
“故宫掉了一个角,就不知多少人要来修复,长城却一天天塌下去也没有人看见,直到今后长城没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是被几代人给毁了。”
“红学专家连脚气都研究到了,长城学这么大一个命题却很少有人研究。”———董耀会
图一:董耀会,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4至1985年与吴德玉、张元华首次徒步考察长城。20年里,董耀会一直致力于长城的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被誉为“长城之子”。著有《明长城考实》、《长城纵横谈》、《长城万里行》等书。曾作为国家指定专家陪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美国前总统布什参观长城。
图二:1984年5月至1985年9月,董耀会(中)与吴德玉、张元华一起从山海关出发,历时508天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
图三:如果没人说明,谁会相信这个风中的土堆也是长城的一部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冲动之下,董耀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徒步走过长城,随后的25年里,长城就成了他怎么也逃不开的命运。如今已是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的董耀会,说起这么多年保护长城的过程,还是苦苦地一笑。
中国徒步走长城第一人
董耀会早在1984年的时候就凭着徒步走长城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两年的精心准备后,一切都从84年五四青年节开始了。在喝了一大杯壮行酒后,他和伙伴吴德玉、张元华从山海关老龙头一片倒塌了的长城残石开始了征途,他们历时508天,穿越了110个县市,拍摄了3000张照片,沿途记载下了长城的各种情况和长城沿线居民的生活状态。媒体大量地以“中国徒步走长城第一人”来报道他们。
“那时候人们不理解,都认为我是神经病。”董耀会笑着说。在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单位制时期,什么举动还都要打报告。“那时你就是螺丝钉,给你拧到哪个岗位去发光发热,干吗要走长城呢?”
“我是一个很追求自我生存空间的人”,董耀会说。不过,他的行为在当时受到媒体普遍的关注,“别人说有志青年什么的媒体报道,我们也顺着这个说,有了影响,遇到的困难也会少点。”
另外一点,董耀会一行也是为了本着记录长城的目的。
董耀会出生在河北秦皇岛,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在秦皇岛的山上基本都有长城。爬山的时候常常想:“这里的长城是这个样子,那全国的长城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的董耀会虽然知道长城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但想了解长城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长城过去是分段修的,也是分段守卫的,就想如果走一遍长城,留下一个长城的历史截面,就觉得很兴奋。为了做这个准备,我们查了很多的文件。”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不仅做艰苦的攀援和行走锻炼,也每天钻进图书馆、博物馆,查遍明代史书、史料,以及长城沿线的州、府、县志。
爬长城的日子很苦,他们白天走路,晚上寄宿在当地人家里。每天最多的感觉就是累和渴。“每天都喘不过气来,带的水也很少,经常很渴。”但是当这种累变成常态后,且时刻抱着一颗理想之心时,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常态了。“记得当时带我们的一个老向导都70多岁了,山里人因为天天走,健步如飞,农民的生活自己感受和别人看来是不一样的。”
考察结束后,这三人反而从媒体中消失了。“那时给领导做报告,会上我说了三点:一不再为任何人做报告,二不要任何荣誉称号,三不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因为媒体宣传的需要和我个人的追求不一致了。”消失后的三人用10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长长的《长城考察报告》,随后又写了《长城万里行》,1986年底,他们又以“华夏子”的署名,出版了长达28万字的《明长城考实》。至今为止,他出的长城方面的书已有抵腰之高。
“长城,你饶了我吧!”
上世纪80年代的举动改变了董耀会的一生。从此,他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长城保护的道路。“我做长城这事20多年,我分成四个阶段。”50多岁的董这么剖析着自己最黄金的时代。第一个阶段是84年、85年的徒步旅行,他称之为“长城考察的徒步者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长城研究的爱好者”,主要在于对长城的学术研究;第三个阶段中,他成了“长城保护的志愿者”,每天都为保护而奔波、呐喊;到了现在第四个阶段,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以至于做了“长城文化的宣传者”。
但在第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阶段一过,董耀会的长城保护之路走得相当辛苦。
“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说。他曾接受过东方时空的采访,当时记者问他最想对长城说句什么话,本以为是什么很骄傲的话,但他却冒出了一句“长城,你饶了我吧!”
在国家还没开始重视起长城保护的时候,董耀会常常因为看到一种破坏行为而处于一种痛苦状态。另一方面,因为保护长城的过程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董耀会遇到的敌对情况不少。“但我做很痛苦,不做更痛苦”,他苦笑道。
再苦再累,保护长城成了董耀会的一种责任。做长城这么多年了,保护工作更多是出于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感。“长城如父”,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词,这种无奈的责任在他小时候就有过体验。小时候他常常跟着父亲上山上玩,在长城脚下的草堆里捉蚂蚱。但到了初中,家里的命运却改变了。
“父亲在我上初中时半身不遂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在玩的时候,我就得推着父亲去医院,不是我不想玩,而是一种责任。必须得去做这种事。长城有的时候也是这样,那种无奈跟那个阶段的感觉是一样的。”
幸好董耀会还能在一点一滴的很小的成就中得到快乐。一开始长城学会想推动社会进行长城保护工程,但成效很小,于是转而推动政府,和媒体合作,工程方案批得很具体。这次的《长城保护条例》也让他欣慰不小。
而另一方面,董耀会积极地走长城沿线的各级政府。
“只要一个电话、传真发过去说我们要过去,当地县领导就会马上重视起来,到长城上去看看情况,如果有困难没地方反映,我们也可以帮助解决。”
这种类似监督似的走马法,也客观上促进了各地政府对长城保护的重视。
长城大,以至大到成了一个盲点
“长城太大了,以至大到成了一个盲点。”董耀会说,“故宫掉了一个角,就不知多少人要来修复,长城却一天天塌下去也没有人看见,直到今后长城没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是被几代人给毁了。”
在长城保护这块,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前两年的黄花城长城上,游人专找豁口爬,一个不小心,自己危险,长城也塌了,农民看到来的游人很多,有这个需求,就给搭一梯子,自己收一两块钱。结果梯子破坏了长城,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另外也有农民自己掏钱想给长城上瓷砖,结果也反而破坏了长城。这种现象,董耀会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出在农民身上。
“他们也很委屈,本意并不是为了要破坏长城。问题更多在于根本就没有人管理。”
长城保护的最低限度是防止拆长城。“汉长城是土的,没有黏性,结实程度跟明代长城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因为没有人拆它,2000年来还好好的。”董耀会说,“尽管长城是在不断衰老过程中,但即使明天倒了今天也不能拆它。”
而对于一些濒临倒塌的长城,必须要有抢救性的保护,这些都需要摸清家底。“哪些地方需要修,等待救命。这些都应该先弄清楚。”在这次保护条例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做过此方面的精确调查。
“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长城,虽然很残破了,但还是一道墙。还有三分之一的长城,石头墙都倒了,成了石头梁了,土墙变成土顶子了,但还有遗址在;另外三分之一多的长城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些是董耀会在85年徒步考察后总结出的结果,但直到2000年才得以公布。“明代长城记载一万两千七百华里,去了三分之一,还叫万里吗?2000年新华社稿子公布出来后,全国一片轰动。”
之前,董耀会一直只在内部会议上到处奔走告知这个现状,让他在2000年转变观点的是一场车祸,那次考察车从山上摔下来,5个人遇难了两个,董自己也手骨、鼻梁全摔断了。“那次车祸之后,我就想,对长城好才是真正地对国家好。”之前因为怕把消息披露出去给国家抹黑,都不愿意把这个消息说出去。车祸后两个月,他壮了胆子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此后经过媒体的关注,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长城保护的情况,直到新近出的《长城保护条例》。
他同样痛心的是学术界的忽视,涉及到建筑学、民族学、历史等等的跨学科长城学目前有着极少的学术研究。
“红学专家连脚气都研究到了,长城学这么大一个命题却很少有人研究。”
目前长城学会有着1200名志愿者,此外还有不少人都想为长城保护做些什么,但还缺乏一个能调动这些力量的机制。整个长城保护,在立法、规则的设立、管理的到位、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保护意识的宣传上,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在那之前,董耀会也有很多的事要做。
“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长城保护的大的构架建立起来,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我才可以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了。”他指的“感兴趣的事”,是他从年青时代就开始的写作和画画,文艺充满了激情,但,不会再有长城。
■董耀会谈长城保护条例
这次的长城保护条例,填补了很多原来制度上的空白。这次统一成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破坏长城的行为有直接的责任。在工程建设上,如果无法绕开长城的,也应当用地下通道、桥梁等方式穿过,这就从法律意义上强制执行对长城的保护,以避免因为利益驱动而损坏长城的施工行为。在修复理念上,这次规定修复的基础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这就避免了之前“修旧如旧”原则中,既可能保留历史沧桑感,又可以修复到距离现在时间最早点的原状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法。
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摄影: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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